【学术前沿】民国大学视野中的经典作家——以青岛时期的老舍为例

295608944

民国大学视野中的经典作家
——以青岛时期的老舍为例
周海波

摘  要：1934年9月，老舍应聘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在青岛生活、工作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生活和工作在老舍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对创作风格的确认，都在这时期实现了一次飞跃，并完成了从一名大学教授向职业作家的转型。国立山东大学与作家老舍的关系，成为民国大学文化的一道风景，为职业作家与大学文化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老舍、大学文化、文学创作、职业作家

关于现代大学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学校园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奠定的文化基础，作家依附大学的生存环境所从事的创作生活，取得的文学成就，都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想通过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时期的工作、创作，考察民国大学文化与作家创作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民国时期的20、30年代，老舍主要在齐鲁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工作过。客观地说，老舍并不是那种特别适合于任教于大学的人，他的大学生涯更多的是迫于生存压力的现实选择，大学教师的身份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也不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从他的性格、个人爱好等方面来看，老舍更喜欢职业作家的生活。正是这样，归国不久的老舍在大学教授和职业作家两者之间犹豫彷徨，在反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1934年9月，老舍接受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任中文系讲师，并于9月初来到青岛，居莱芜路，半年后搬到金口二路，年底又移居黄县路，这就是现在的骆驼祥子博物馆，进校一年后被聘为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离开青岛赴济南，重新受聘齐鲁大学。老舍在青岛的居住、工作的三年时间里，除1934年9月因朋友白涤洲去世和1936年到北京大学演讲而回北京外，基本没离开过青岛。随后，老舍因创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而辞去山东大学的职务，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完成了他人生的成功转型。
一、职业选择：在大学与职业作家之间
来青岛之前，老舍曾从济南到上海，探求他的未来生活之路，“我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试试职业写家的味儿”。他在《〈樱海集〉序》中也说：“我在去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我早就想不再教书”，道出了老舍真实的想法。尽管大学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都是值得人家艳羡的，但这里却不是老舍的理想之地。上个世纪30年代的齐鲁大学虽然无法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相比，却也是国内的一流大学。与此同时，老舍的演说能力、授课水平也都无可置疑，成为大学著名教授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老舍并不太愿意在大学里以教书为生，无论是齐鲁大学，还是此后的山东大学，都只是老舍谋生的暂时的栖身之地。成为专业作家，才是对老舍的一个巨大诱惑。因此，放弃稳定的大学教授的工作和生活，寻求新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是老舍迫切要做的事情。
于是，他想到了上海。上海，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大本营，无论是现代传媒，还是大学教育，在中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甚至是龙头地位，老舍到上海谋求发展，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上海也并不是他的理想之地。他需要在作家梦和生存现实之间进行必要的调整之后，才会做出最后的决择。
在老舍看来。已经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并探寻了多种生活的路之后，能够自由地写作，并且以写作为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老舍尽管已经接受了山东大学的聘请，仍然决定到上海看看。但老舍在上海逗留的十多天，并没有寻找到做职业作家的路子。虽然三十年代的上海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大本营，而对老舍来说，上海是陌生的，他并不能适应上海的文化环境，他很难真正溶进上海的文学世界之中。他可以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但却不能作为作家生活在上海。这种矛盾的心理与人生选择为老舍应聘山东大学打下了基础。老舍到青岛虽然不是做专业作家，却让他在专业作家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什么同样是现代化的城市，老舍能够在青岛暂时停下自己的脚步？也许，上海是做职业作家的最佳城市，上海的出版业是现代中国最为发达的，报纸期刊和图书出版都领先国内其他城市。潘光旦在上海创办的《华年》、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和《人间世》等都与老舍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现代书局等出版社也都出版过老舍的作品。可以说，从老舍与上海的关系上说，上海足可以支撑其进行专业创作的发展。但是，老舍却不能在上海寻找到职业作家的立足之地。出生在北京的老舍对上海的感受并不是太好的，“双城记”中的文化差异使老舍无法真正寻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同时，由于战争以及整个出版业的萧条，上海的出版业受到巨大打击，老舍本人也受到很大牵连。就在1932年，老舍苦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交付商务印书馆后因日军轰炸闸北而遭焚。这让他认识“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也让他感受到大热天内心的凉。
1934年9月，老舍就职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是老舍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老舍工作、生活在青岛，更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认同。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是国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建校于1930年，但这所大学仅仅存在了两年的时间，就因种种问题而停办。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国立山东大学延续了青岛大学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思路。同样，在这座城市中的大学似乎与这座城市存在着某些隔膜，不仅那些大学教授们与城市处于陌生的状态，而且学校与城市也没有真正融为一体。因此，老舍到青岛任教，对国立山东大学并无太多的实在的感受，也对青岛这座城市没有太多的印象，老舍处在现代城市青岛，但他却感受了山东人的精神，认识了齐鲁文化的博大与深刻。他在《青岛与山大》中说：“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云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所谓“山东”二字，就是一种“山东精神”，好客、热情、讲究礼仪、勤劳吃苦，都被认为是山东人的精神特征。而这些山东的品格及精神，与老舍思想世界中的某些方面非常契合，初入青岛的老舍，通过青岛的生活进一步认识了山东人的精神，认识了齐鲁文化在北方的象征意义。而这些“山东人”的精神特征与老舍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非常一致，在此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文化认同。我们在老舍写于济南、青岛暑期的几篇作品，如《柳家大院》、《黑白李》、《上任》、《牺牲》、《柳屯的》等，看到了老舍着意表现出的齐鲁文化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现实呈现，也看到了“山东人”作为一个地缘概念的文化呈现。
山东人的讲义气、好客的传统在老舍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在青岛，由于特定的环境，集结了一批文学界的好友。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丁山、王亚平等都曾先后在青岛工作过，老舍与这些文坛俊杰都曾有过一些交往。1935年暑期，老舍与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一起，创办了一个短期文艺刊物《避暑录话》，以文会友。洪深在为刊物撰写的《发刊词》中说，“他们这十二个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共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地人类幸福的工具”，而且，这些抬爱文艺的同人们，在避暑胜地青岛创办这样一个刊物，保持了应有的“避暑”的态度。所谓“避暑”也就是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能够聚集在一起，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晚风吹雾湿胶州，群岛微茫孤客愁！”这正可以看作是老舍及其文朋诗友的内心呈现。
老舍是应聘而来，但他仍然为专业作家做准备。1934年，老舍在创作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已经是一个有相当创作成就的作家。但是，他一直在作家与教授两者之间徘徊。老舍也许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能够胜任大学教授角色的人，他的修养，他的能力都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教授，但他的性情与爱好使他并没有把大学教授作为长久之计，而更多的是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老舍与梁实秋、杨振声、胡适等人不同，他并没有为继续做教授做更多的准备，而似乎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专业作家进行准备。
这一时期，老舍进一步尝试不同文体的创作，除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外，还尝试写作小品散文、长篇小说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分别在《益世报》、《国闻周报》、《论语》、《宇宙风》、《文学》等报刊连载作品。与此同时，他还与王统照等人创办《避暑录话》，在上面发表了小说《丁》，散文《西红柿》、《避暑》、《檀香扇》、《立秋后》等一批作品。所有这些创作和活动，都已经为他的专业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东大学的教职并不是老舍的最佳选择，而有可能只是他的权宜之计。职业作家才是他的理想，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还会回到职业作家的道路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立山东大学是老舍转向职业作家的一个短暂的停留，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还会转向职业作家。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936年老舍打算创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促成他转向职业作家的很好的契机，一方面，他可以有理由向山东大学告假，专心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通过创作这部小说而获得了职业作家的自信心，找到了可以依托的写作方式。“在战前，当我一面教书一面写作的时候，每年必利用暑假年假写出十几万字，当我辞去教职而专心创作的时候风一年（只有一年是这样的作职业的写家）可以写三十万字。”
当然，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职位，表面上是为了专心创作，但也表现出更深层的一些想法，他不愿意过多涉足当时山东大学日益激烈、复杂的矛盾，能够超然于学校的事务，有更轻松的心情专注于文学创作。
二、文化反差：“在青岛”“想北平”的情感归属
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创作的两篇散文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篇是发表于1937年6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第43期的《五月的青岛》，另一篇也是客居青岛时写的《想北平》。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这两篇文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但却从某些方面表现出老舍这一时期的文化态度和情感世界。
老舍在《五月的青岛》中写了青岛的樱花，写了青岛的海，也写了随着花草都复活了的市民们，但是，比起他笔下的北平，缺少那种情感上的认同，缺少文化上的厚重，也没有那种让人深入其中的氛围。
《五月的青岛》对青岛城市美的描写足可以与任何有关青岛的文字相媲美：“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老舍对青岛的表现已经足够形象并到位了，他甚至不惜使用最华美的、具有色彩的词汇表现青岛。老舍看到的不仅仅是国立山东大学优美、幽静的校园，而且也看到了校园外喧嚣、浮华的生活。不过，这些描写也许只是老舍对青岛的表层认识，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城市的内在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当老舍更多的把青岛作为“山东”来认识时，并不能真正把握其精神特征。青岛是一座现代城市，也是一座移民城市，乡土文化与西洋文化融合一起，形成了青岛特有的土洋混杂、传统与现代同在的复杂性，表面上的洋气和骨子里的土气形成了城市居民的狭隘性，因而，青岛既没有老北京的传统，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精神，也没有上海的现代，那种新兴城市的时尚与潮流。这种夹缝中的心态恰恰拒绝了传统也拒绝了现代，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封闭性。生长在北京，也曾在英国工作过的老舍，既能够接受传统，也能容纳现代，但他却并不能真正融入既中又西、既土又洋或者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青岛，为此，老舍感到痛苦，产生了在青岛、想北平的情感。
《想北平》有关对北平的描写没有像《五月的青岛》那样使用写优美的词汇，那种朴实的语言恰恰表现了老舍对北京的热爱和深厚的感情，因为写他情感世界中的北平是不用选择华丽的词汇的，“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这是一种最真实的最生动的感情，“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北平是大都市，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呈现者、承载者，城市的整体结构、建筑格局、环境气氛、生活情趣等方面，都保留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能够留人的情感，留往文化的根。这都是身在异乡而心在北平的老舍无法割舍的东西。
两篇文章写作时间相距不远，恰好反映了老舍此时的情感特征。写青岛是眼睛看到的，写北平是内心想的。看到的有点陌生，想的则是深情的。正是对青岛的陌生感和想北平的情感对比，强烈刺激了老舍的创作欲望，在创作的想象中回归北平。在这里，并不是说老舍对青岛有什么成见，或者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而是指他在文化归属感上更倾向于京城北平。但是，他又不愿意完全回到北平，对现代又有那么点向往，这就构成了老舍思想情感以及小说中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与协调。
出生在京城，接受了满汉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了英国文化教育的老舍，来到现代城市青岛，内心缺少了必要的归属感，缺少了应有的文化之根，无论心理上还是现实中，都需要一种补偿。也可以说，他对现代化的城市缺少应有的生活和情感上的体验，他看到了青岛的美，尤其是青岛的自然环境，也看到了青岛作为现代城市的特征，但这些都无法取代北平在他心中的地位。
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方面，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试图追求社会的现代化，努力于一个想象中的“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则在文学创作中对现代文明的进行无情批判。与同时代的沈从文、施蛰存等作家不同，老舍创作中的批判锋芒并没有特定的指向，他既有对京城文化的批判，也有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湘西自然、健康、优美生活方式的追求，让他确立了反启蒙的文化角色，施蛰存等海派作家通过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让自己站在了现代主义作家的立场上。而老舍与这两种文化思想都有一定的距离。
老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比较视野中的，而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则又是建立在对京城传统文明的留恋与情感认同上。因此，他往往把现代文明的问题落脚到人的道德判断上。在他看来，现代文明使人堕落了，人而的堕落又促成了社会向前发展过程中的变异。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倒退，人性的沦丧、道德的缺失比社会的文明发展带来的东西更为可怕。写于青岛的《樱海集》、《蛤藻集》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中，批判人性中的阴暗、狭隘的一面。《上任》中的尤老二上任稽查长后，替李司令查办“反动派”，他自己也试图显示威风，并借机得到一些利益，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刚刚上任的稽查长却受到那些老油子稽查们的算计，也受到被稽查员叫来的土匪流氓的算计，在这些比他更地痞流氓的人面前，他没了主意，没了精神，或者说，“主意有哇，用不上！身分是有哇，用不上！”最后，他“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赔了钱财，也丢了官帽。尤老二身上有着那些稽查、土匪一样的根性，他想以恶治恶，却被恶治了，如果说《上任》是对地方守旧势力的批判，那么《牺牲》则是现代文明的写照。作品中的留美博士一身洋装，满口洋话，“他上过美国，自觉他为中国当个国民是非常冤屈的事”，他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在他眼里，中国太脏，不文明。但他骨子里却是自私、狭隘的。尤其谈到钱与女人的事，“他把中国固有的夫为妻纲与美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到一块”，他想找个女人结婚，但又觉得“结婚是一种牺牲”。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着的洋博士无法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在疯人院度过自己余生。
老舍的文化思考并没有停留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简单评价上，而是将文化置于更深刻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处于青岛这样的传统与现代结合部，他更能感受到人生以及文化变异的无可奈何。如果将老舍这个时期的两部小说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写出了人的无奈与无常。《阳光》、《老字号》、《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等作品所表现的是在现代文明强烈冲击下，某些东西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消失了，人性中的善良、传统中的武艺以及那些令人怀念的老字号，都在渐渐消失，英雄无用武之地，价值缺失，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是你不想承认但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从这一方面看，老舍承继了鲁迅对人性、人的生存与生命的思考，从实践层面上丰富了中国式的荒诞哲学。
三、文体转型：创作风格的调整与定位
应当说，老舍在来到青岛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创作风格，从《老张的哲学》、《二马》到《离婚》等作品，京味小说的风格已经与老舍完美融为一体。不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1934年以后老舍在青岛的经历，同样使他面临着一些艺术上的调整。新的环境，新的工作，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些影响，制约着他的创作。用他自己在《〈樱海集〉序》中的话说：“在风格上有一些变动，从这十篇里可以显明的看到；这个变动与心情是一致的。”变动的是哪些，他在青岛的心情又是如何的？这是需要做出回答的。
关于青岛时期创作的变化，老舍本人曾经做过解释：“这里的幽默成分，与以前的作品相较，少得多了。笑是不能勉强的。文字上呢，也显着老实了一些，细腻了一些。这些变动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不过确是有了变动。这些变动是这半年多的生活给予作品的一些颜色，是好是坏，还是那句——我不知道。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幽默少了，那么多出来的是什么？是更加深沉的人生思考，对于人的生存，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变异的思考。恰恰是山东大学的职位使老舍产生了对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态度，也重新定位写作与生活的关系。这种思考加深了老舍作品深刻的凝重感，也必然会带来风格上的调整和变化。《月牙儿》、《阳光》、《新时代的旧悲剧》等作品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月牙儿》的艺术价值及其在老舍创作中的意义，已被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那种悲凉、抑郁的风格，将人物内心的绝望和社会的黑暗充分展示于读者的面前。《阳光》甚至可以看作《月牙儿》的姊妹篇，是老舍这一时期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之一。他笔下的人主公“我”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她自幼就晓得自己的娇贵与美丽，自幼就比别的小孩精明，“不但我是在阳光中，而且我自居是个明艳光暖的小太阳，我自己发着光”。无论是家庭还是在学校里，她都受到保护与娇惯，阳光洒满她所到之处。在特定的温床上，养成了她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的性格特征，也形成了她无法摆脱的生存环境，“我好像被圈在个夹缝墙里了，没法儿转身”。她有努力寻找光明与自由、爱与幸福的想法和做法，但她最后不仅失去了应有的身份，也失去了自由，没有得到爱和幸福。就像月牙儿一样，她同样是个悲情的人物，“太阳不会再照着我了”，这也许就是在不公平的社会里一个弱女子的必然结果，也是性格与命运对人所开的悲凉的玩笑。
老舍是以幽默著称的，他早期的作品中的冷幽默带着鲜明的老舍印记，《从老张的哲学》到《离婚》，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成熟的以幽默为主的创作风格。但是，为什么到30年代的青岛时期他的风格会明显发生变化，甚至有意离开幽默而追求创作的另一种风格？我们在《上任》、《牺牲》、《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等作品，甚至《月牙儿》、《阳光》这样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老舍式幽默不可遏制地流出来，对人物的调侃、讽刺，以及那种荒诞式的叙述，都可能带来某种幽默的艺术效果，但是，老舍这时期的作品的整体风格显然已经移向了悲情叙事。人生的无可奈何、世事无常，让老舍在创作中增添了诸多荒诞性的因素，甚至带有某种存在主义的思想特征。《断魂枪》开篇就说：“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沙子龙的镳局不得不改成客栈。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武艺非凡、身怀绝技的沙子龙，创造了无敌的“五虎断魂枪”。但是，现在不能够靠这些武艺吃饭了，“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替他增光显胜了”，他只有夜间把小院的门关好，过一把瘾，熟习熟习他的断魂枪。他的徒弟们想让他出山，替他吹捧扬名，孙老者也有一身武艺，想跟沙子龙学习五虎断魂枪，都让他拒绝了，决心“不传”这无敌功夫。对于沙子龙来说，他的武艺再高，也不能与时代抗衡，因为“走镳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有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这个时代的夹缝中的人们，不再有当年的威风，只能感受到现实的凉滑。
在一个没有悲剧而只有荒诞的时代，悲剧没了，幽默也没了。人们更多为了生存而活着。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老舍曾说过他“在写长篇之前并没有写短篇的经验”，“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老舍以创作长篇小说而真正走上文学之路，现在则试图通过短篇小说创作改变一下自己的路数。这时期的短篇作品有些是根据长篇的材料写成的，有些则是真实的短篇故事，这种写作习惯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到风格的变化。不能不注意到老舍所说的优秀的创作需要“时间和饭”。所谓“时间”是指作家应当有时间和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培养出感情来，成为熟悉的朋友。所谓“饭”是指一个作家创作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青岛时期的老舍不能不考虑职业与吃饭的问题，他原来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已经在长篇中表现过了，而新的生活和人物还不熟悉，他要应对多门大学课程，备课、上课、讲座等，因而，留给他的写作时间并不充分。1936年之后，当他准备或者成为职业作家时，他的时间开始允许创作长篇，并着手写作几个代表性的长篇作品。可以说，，以短篇小说弥补生活上的不足，甚至把长篇的材料分拆成短篇成为这时期老舍创作的主要方式。正是这种写作方式的变化带来风格上的某些变化。
从老舍在青岛的作品来看，延续了此前创作的题材领域，除少数几篇与济南、青岛有关外，大多取材于北京。正是如此，老舍仍然保持了他的一贯的创作路数，京腔京韵的叙事方式，带有强烈批判锋芒的语言，那些朴素无华和具有生活实感的故事，成就了老舍这一时期创作的风格。这些熟悉的题材和语言当然是他创作的必备，也是创作路数的延续。无论怎样变化，老舍还是老舍。
1937年8月，老舍再次来到济南。战争的特殊环境再次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也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式和风格，青岛时期的老舍生活随之结束，老舍的民国大学的生活经验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