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2017高考作文素材大全！

半拍。

1、跨省倾倒危险废物闹剧何时休
    4月26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跨省倾倒工业污泥案。14名犯罪嫌疑人将5540吨工业污泥从浙江省桐乡市运至江苏省，并倾倒在宿迁泗洪县、盐城县东沟镇、海安县曲塘镇等地。(4月26日中国新闻网)
    企业跨省倾倒有毒化工废料，如此以邻为壑，祸害异地，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企业跨省倾倒废料，虽说不污染当地环境了，但是化工企业不想办法治理污染，对有毒废料进行无害化处理，让排污达标，而是通过跨省非法倾倒化工废料的方式转嫁污染，危害外地，企业如此排污比直接在当地排污更隐蔽，更可怕。试想：如果甲地到乙地倾倒，乙地到丙地倾倒；最后可能形成一个怪圈：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宣称自己污染物排放达标，没有污染环境，而人民群众又在深受环境污染的困扰。如是环境保护局面岂不滑稽？
　　就事论事，要治理跨地域倾倒废弃物，需要两地政府与环保部门积极协商解决问题，管好本土环境污染，提高企业违法违规成本，司法部门对蓄意异地排污的企业启动司法程序。让企业基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转嫁污染，以邻为壑。
　　更为重要的是，跨地域排污除了企业无良以外，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难辞其咎。《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如果当地政府与环保部门积极作为，督促污染企业整改问题，排放达标，严格履行社会责任，不干以邻为壑的缺德事，跨地域偷偷倾倒工业污泥之类的案例也会逐渐减少。
　　问题是，好多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并不愿意履行环保责任。有人大代表曾披露，北方某市多次上榜“全国大气污染最重城市”，市领导下令严查。环保局长很“委屈”地说：咱们的监测探头都设在森林公园里了，怎么污染还这么大呢？人民群众深受污染之害，而监测数据自说自话。这样的环保现状岂不可悲？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谈到雾霾天气时曾表示，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诚如斯言，发展显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环境污染教训太多太多。痛定思痛，地方政府显然不能躺在靠充满环境代价的GDP政绩沙发上沾沾自喜。但是，为何那么多环保教训警醒不了地方政府？为何某些官员对环境污染麻木不仁？污染政绩就是答案。我担心，相对于意义被夸大的GDP指标来说，老百姓的姓健康再重要，也没有GDP重要。污染问题再严重，也没有GDP上不去严重。
　　要让环保问题受到重视，就要自上而下改革政绩评价体系，严格落实环境污染问责制度，扣除官员的污染政绩。铲除拿环境换GDP的现实土壤，遏制住官员制造污染政绩的冲动。如果畸形政绩观不改变，好多地方仍然走不出环保困境，以邻为壑，跨地域倾倒废料的闹剧还会继续重演。
2、课后服务应成义务教育“标配”
　　记者24日从教育部官网获悉，各地正在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化解“3点半难题”。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等地，以政府统筹规划、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多种方式，鼓励、支持学校利用场所、师资和设备优势，为中小学生组织普惠性的课后活动。（4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事实上，所谓的“三点半难题”，归根结底，还是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学校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如此语境下，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等地率先支持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并由政府买单，给学校发放专项补助，让中小学生享受到免费的课后服务，可以说是破解“三点半难题”的一剂良方，更是公共服务的一个有益样本。
　　相形之下，对于学校向学生提供课后服务，许多地方实行“自收自支”，为了解决经费和人力不足的问题，学校不得不向学生收取课后服务费。问题是，学校是事业单位，要收费必须首先取得收费行政许可，而学校收取课后服务费，显然没有政策依据，当属乱收费之列。更有甚者，如东莞阳光二小，虽然服务是免费的，但为了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难题，居然摇号决定学生是否享受课后服务，让运气和投机去分配教育资源。殊不知，无论是收费，还是摇号，均背离了义务教育的初衷。
　　然而，义务教育资源紧缺，滋生出各种收费乱象，地方政府难咎其责。落实义务教育法，不仅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责任，地方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到课后服务，有的学校收费也好，有的学校摇号也罢，亦或是有的学校根本没有提供课后服务，将学生推向存在诸多隐患的社会托管机构，均反映出了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不足。可见，南京等地实行中学生免费享受课后服务，服务费用由政府买单，便是政府加大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具体措施之一，值得各地效仿。
　　事实上，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充分发挥中小学校主渠道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不断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按照学生家长自愿原则，普遍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因此，提供课后服务，应成义务教育的“标配”。中小学校不仅向学生免费提供课外服务，而且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多探索一些人性化的措施，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学生实行人文关怀。
3、90后的“中年危机”实是个伪命题
    4月20日，新华网推出的大型网络调查《90后真已陷入“中年危机”？》，近六成网友不认为90后算中年人，但同意90后遭遇“中年危机”这个说法。在引发90后焦虑的几大因素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收入少；价值观缺失；工作压力大。（4月25日 新华网）
    联合国关于中青年划分的博文，在网上网下引起一片热议。按照此标准，1992年出生的“小鲜肉”也不经意间进入中年。虽多有不认同者，但90后的“中年危机”，却在不知不觉中搅动着90后内心深处的“春水”。不管是否真的已“人到中年”，恐怕这个心里的坎还需要用心去迈，更需要用心药去解决。
　　一些学者解释中年危机，一般高发在35～50岁，在40～65岁之间的男性身上，称从广义上来讲，是指这个人生阶段可能经历的事业、健康、家庭婚姻等各种关卡和危机。人是否到中年，各有不同标准，各方也各自坚持相应的尺度。当90后一味在乎这个标准，给自己贴上个“中年危机”的标签，无遗会增加不少心理负担。
　　在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中年的90后们，他们的理由是经济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但其实，这些90后尚且并没有承担太多的家庭负担，其父辈多数仍然处于工作状态，90后所谓的养老压力说还言之尚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其父母为其承担部分家庭支出负担、父母帮忙照顾孙子女的大有人在。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收入、就业、养老，但倘若只看到问题而忽略所拥有的年龄优势、环境优势和社会优势，就只能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
90后的“中年危机”，原因何在？源于90后生活的特殊生活状态，他们还没真正完成心理成熟，即进入“中年状态”。心理的不成熟难免陷入压力恐慌当中。但是，90后们又拥有70后、80后所不曾拥有或少有的时代优势，只有平衡优势和不足，所谓的“中年危机”也就不存在了。
　　中国有句老话为“老要张狂少要稳”。即便进入老年也要有精神，一旦没有精神，老年就真的步入日暮之年。而对于20多岁的90后来说，更需要守住人生第一个20年所应有的朝气。虽然多数90后并不认为自己进入中年，但“中年危机”在不少90后内心中潜伏，尤其需要尽快扭转。
　　破解90后“中年危机”问题，既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心理认知来更正，同时也需要解决90后面对各种困难，既要增强心理塑造，提高90年抗压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需要为90后解决问题提供一系列的解决平台和渠道服务，让90后们有压力有活力有动力的支配自己的青春年少。
　　当然，90后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单纯用“心胸豁达”简单解决，否则，就又陷入了唯心论的歧路，无益于解决现实问题。但乐观总比悲观好，办法总比问题多的积极心态，总该是90后们所需抱持的心态。
　　要摆正自己的角色，只有认清自己当下的角色，摆正心态，用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问题、处理问题，才不会自觉中年之困、彷徨无措。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明确表示，政府将制定实施一系列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措施，激励引导青年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无遗为90后成长提供一个充分保障的广阔舞台。
90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或许还处在“未赋新词强说愁”的状态。不管是否认同90后中年说这个观点，尤其需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既要保持压力又要给予释放压力的现实保障，90后的天空才既广阔又波澜壮阔，90后“中年危机”才会烟消云散。
4、“零食换班干”是个危险信号
近些日子大热电视剧非《人民的名义》莫属，人们在茶余饭后聊得最多的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官场贪腐和一个个让人击节赞叹的“老戏骨”。不过，北京一位一年级小学生家长黄女士的关注点则有所不同——这两天她的儿子每天放学都能带回一包食品。儿子说这些都是帮同学写作业挣来的。而另一位家长吴女士的儿子抱怨，他给同学吃了一个星期的零食，没换来一个中队长。（4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如今的小学生也过得不轻松不快乐，除了受沉重的课业负担所累之外，更被过早滋生的名利思想搅得心烦意乱。比如，当不当班干部，就让一些小学生纠结不已：不当班干部，容易被人看不起；欲当班干部，还得拿零食去巴结同学，让他们投自己一票。特别是，一些学校和老师，已经习惯于向学生“批发”班干部；而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争”班干部，不惜多给孩子零花钱，有的甚至亲自出马“请老师喝茶”。
其实，班干部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班干部太多太滥，就会出现问题。试想，一旦大家都是班干部，都拥有了自己的“特权”，就会心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念，你在这方面管着了我，我便在另一方面盯住你，要么“官官相护”，互不干涉“内政”，大家一团和气，一致对付学校和老师；要么互相挤压，打击报复，分别向学校和老师打对方的“小报名”，其结果是既得罪了别人，也让自己受罪。然而，就学生而言，都是被教育和被管理的对象，大家都处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没必要给他们派发那么多“官帽”和“权力”，让他们“互相伤害”。
不可否认，班干部太多太滥，既破坏了学生之间的团结互爱，又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比如，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学会用零食换班干部，梦想“用一个学期的零食，换一个中队长”，表明其幼小心灵，已经过早地受到了功利思想的侵蚀，这显然是个危险信号，更不是学校和家长想看到的结果。
毕竟，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争名夺利的训练营，更不是滋生“腐败”的摇篮。如果学校和老师习惯于向学生“批发”班干部，过多地依赖于班干部去管理班上的纪律，甚至让他们记下违反纪律同学的名字，去打小报告，从小处讲，是教育责任的转嫁；从大处讲，教坏了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可见，完善班干部制度，关系到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养成，应注重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服务精神。
5、“民族资产”式骗局“还魂”背后的社会命题　
日前有媒体报道，鸟巢要开慈善富民大会，来京参会者交通食宿费可报销，还可现场领取5万元慈善金……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不少中老年人跃跃欲试。虽然北京警方已经辟谣，呼吁广大群众勿轻信，但仍有不少各地中老年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因此与子女反目成仇。4月23日晚，公安部通报，天津等地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编造“慈善富民总部”机构，以“解冻民族资产”为由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了陈玉英等31名犯罪嫌疑人。　　
只要查询下近些年媒体的相关报道就可知，“解冻民族资产”式骗局，其实已存在多年。不仅媒体多有对骗局的揭露，不少地方也先后查处了一些相关案件。但每隔几年，类似的骗局又“故态复萌”，借助新的面目和手段“还魂”，近两年来就是主要以微信群的方式出现。　
这类骗局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信众”，远非一般骗局所许诺的高回报那么简单，而更是打着“爱国”、“民族大业”的旗帜，带有明显的精神控制意味。比如，入群者统一头像，群里每天举行升旗仪式，将群内的消息上升到“国家秘密”的高度，参与者甚至对子女都予以高度防备。如果说高回报的利益许诺充当了诱饵，那么这种封闭且高度仪式化的操作手法，显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洗脑的效果——受骗者不认为自己被骗，这也成为这类案件防范的重要难点所在。　
而骗局所瞄准的人群，主要为中老年人。它利用老年人的信息接收偏差和精神状况，通过群的方式建立起一种牢固的群体认同感，填补了不少老年人的精神空虚，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传销。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在警方和家属的反复劝说下，不少中老年人都还是入戏太深难以自拔。
因此从其以上的特点来看，防范这类骗局实质可分解为两大社会主题。一是，互联网时代的防骗，应与时俱进。网络社会，信息的流通效率大大提高，按说因信息不对称而给行骗者留下的空间要相对更小，但问题在于，互联网也给行骗者带来了便利，如这次的案件所显示的，只要建立一个微信群，行骗者就能够轻易完成精准化的目标筛选与吸纳，其效率远非以往面对面的行骗所能够比拟。这对于相关治理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监管部门应重视与各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利用技术措施，对之进行事中事前式干预和打击，而不能等到骗局在线下闹大了才出手。　
二是，增强老年人对骗局的免疫力，应纳入到老龄社会的应对中去。这些年，各式骗局中，老年人的身影越来越多。这类群体本来由于知识结构滞后、更易贪图小便宜等原因，相对更容易上当受骗。加之在现代社会，随着小型家庭的普及，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更少，精神上的空虚状况也容易被骗者乘虚而入。就这点来说，呼吁子女们多与老年人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动态当然有必要，但置于老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提升老年人群体的科学素养，让老年人拥有更丰富和体面的文化生活，避免走向群体性的精神空虚，显然更是一个公共性大问题。　
要彻底实现“天下无骗”，或许很难。但一个民众受骗率较高的社会，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特别是随着老龄社会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各式骗局盯上，更与“爱老、尊老”的社会理念多有违和。其中既有主要矛盾需要处理，如对诈骗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力度，是否匹配了相关犯罪的严重程度，也要重视特殊矛盾的解决，如公共方面对于老龄社会的应对体系是否真的完善了。只有多管齐下，方能让更多拙劣的骗局难有立身之地，真正让人免于被骗的陷阱。
6、从学生因作弊跳楼再谈素质教育
据媒体近日报道，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绿洲中学175班女生龙某，在期中考试中因作弊受到监考教师批评，随后又有作弊嫌疑被发现，留下遗言后从五楼教室窗户跳下，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花季生命因为作弊受批评，竟然决绝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起悲剧，但遗憾的是，网上对此同情的声音并不多。就目前新闻透露的信息看，该学生确实有错在先，老师的批评无可厚非，她的跳楼恐怕更多有心理层面的问题。但如果只是一句“活该”了结此事，又未免太过残忍。没有一个学生天然该死，即便是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本也是教育所该提早关注和纾解的。所以悲剧之后，还是要多问一句，教育层面有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我们不是要苛刻地对待涉事教师，而是要反思可能更普遍的问题。为什么该女生在一次作弊遭批评之后，还要继续铤而走险呢？最可能的答案，是分数对她很重要，或者说对老师和家长很重要。因为分数成了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所以考试对于所谓的“差生”来说，常常是一种恐怖的测试。一些很难考出高分的孩子，明知作弊风险太高，还是忍不住饮鸩止渴。作弊当然不对，是诚信问题，但如果分数的意义被无限拔高，所有学生被逼参加一个未必公平而又能决断命运的比赛，那一些差生的无奈作弊，至少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这种过度关注分数、依旧沉迷于应试教育的现象，恐怕并非个案，而且越是在县乡基层越是普遍。也许考试仍是改变底层孩子命运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唯一途径，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对这一常识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和敬畏。所谓素质教育，不是增加几节舞蹈课、体育课，让学生尽量多才多艺一点这么简单，更核心的应该是陪伴和帮助孩子成长，找到适合他们自己人生的道路。
理念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确实很难。现实中，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擅长考试，那些考不出高分的人，如果得不到师长起码的尊重，找不到证明自己价值的办法，那就很可能或者作弊自保，或者整日郁郁而产生心理问题。因作弊被批评，因中考或高考失利而发生悲剧的案例，近年来我们已见到不少。这些悲剧没有一目了然的“凶手”，但把分数当唯一指标的老师和家长，又岂能脱得了“帮凶”的嫌疑！　
不把学生当独立个体，只当成分数是否合格的“产品”来看待，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多重的。最近还有一起校园事件引发关注。媒体消息称，江苏无锡一个学校的体育老师，将一个不服管理的4年级学生踢折肋骨，最终老师被停职解聘。连体育这样最该体现素质教育的领域，老师和学生都不能实现良好的沟通，而只能以体罚的手段管教，恐怕不只是教育手段的不妥，而是教育理念的迷失。　
每起校园悲剧的情由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若是教育能回归帮助孩子成长的初心，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产品或者工具，很多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
7、悲情化解读帮不了“空巢青年”
“空巢青年”日前正成为热议的新词，其最早来源于2016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总数为2000人的网络调查。其中64.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的“空巢青年”多，缺乏感情寄托（57.9％）和居住条件差（57.8％）被认为是他们面临的两大困境。55.1％的受访者认为“空巢青年”既是一种居住状态也是一种心态。后续的报道认为，我国目前这类的年轻人大多20岁至39岁，竟有2000万人之多。
“空巢青年”与“空巢老人”相对应，都是指家庭空寂独居的群体。只不过有别于子女成年离开后被动“空巢”的老年群体，这些年轻人是主动选择离开家乡、告别父母，来到城市打拼居住的。就目前的各种报道来看，“空巢青年”指的并不是所有离开原有家庭来到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更多的是指其中单身且独自租房的这一特定人群，而那些单身有房或者已婚租房、已婚有房的离家进城青年则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此类青年之所以会被称之为“空巢青年”，在离开原有家庭这一共同特征之外，还必须是单身且无房的。当这两种困难无论哪个被解决掉之后，这位青年也就自动退出了“空巢青年”的队列。
乍一看，由此名词归类的青年貌似一群刚刚诞生的新新人类。其实细究“空巢青年”的内核与外延，不难看出，世界各国在通往工业及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上，不难看到此类青年的身影。近现代社会开端于工业化大发展，原本占据国家经济首位的农业逐步让位于工业、信息产业或第三产业，相伴随的是飞速递进的城镇化。这一大转变的背后，是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的开始，也是无数人口迁徙的启程，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其中的主力军正是20到3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面对突如其来的劳动大军，面对如潮水般涌入城市的单身青年，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措手不及到合理安排的发展历程。
比如在美国，19世纪的全面工业化时代，城市人口每10年就要增加40％~50%，其主要构成如今天的中国一样，也是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小城镇流动到大城市工作打拼的20~29岁的青年为主，不仅有男性，而且有女性。这一切如飓风般的高速发展，带来财富与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重中之重就是现有的城市规模下，如何有效且人性地安置这些涌入城市的年轻人。这不仅仅是企业的、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受到全社会的支持。于是在社会学家沃德的“社会导进说”的影响下，在“进步运动”的推动下，美国企业界发动了“社会福利运动”，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此类社会问题的相应政策，开始积极有效地正视并解决与当时美国的“空巢青年”相关的住房问题、失业问题、老年保险、工伤保障、儿童问题、及社会福利等社会问题。 而欧洲各国则更多从“产业社会学”与福利国家建设相结合的基础上，全面而有针对性地解决类似“空巢青年”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不仅针对男性，更根据女性的特点，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工作模式，教育、辅导这些年轻人如何科学地进行职业规划、安排休闲生活，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及其他问题的咨询辅导，帮助他们走上更加健康、美好的工作生活。
如果说这种欧美模式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对中国不一定适用，有可能水土不服。那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无疑是儒家文化工业化的代表，当年也都遭遇过此类问题。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经济起飞开始就一直饱受类似“空巢青年”问题的困扰，工业人口骤增，且年龄小，文化程度低，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于是他们首先向美国学习，引入企业社工来解决这些青年在心理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其次，政府也出台多种政策，加大力度扶持此类工作的开展，通过集中试点广泛推广等方式，形成了一整套的咨询辅导、福利服务模式。
对于大陆目前出现的“空巢青年”，我们不仅可以借鉴欧美经验，更可以向台湾地区取经，通过大力发展企业社工及社会福利，帮助他们度过成家立业前这一段较为艰辛的时光。更何况已经大踏步迈向信息社会的今天，各式各样新颖的通讯工具层出不穷，也为“空巢青年”摆脱心灵上的孤寂、建立同伴群体、获得社会资源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此，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空巢青年”，他们更需要的是社会各界给予有针对性的帮扶，而不是过度悲情化的解读。
8、“打火夹”无人传承 匠心追求不可丢
最近，一段理发师火钳烫发的视频火了，视频的主角是74岁的理发师王维美大爷。一把烧红的火钳，在水中浸一下，然后在头发上翻滚。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很流行的一种烫发方式——“打火夹”。在绵阳市三台县金石镇，74岁的王维美大爷还坚守着这门传统手艺，生意仍然红火，前来“打火夹”烫发的人络绎不绝。让老人有所担忧的是，这门技术，无人继承，即将消失（据4月20日《成都商报》）。　
视频中的“打火夹”，对于笔者这样50岁以上年龄的人记忆犹新，笔者小时候在乡下，走乡串户挑着担子“剃头匠”，几乎都会这种手艺，热衷享受这种服务的也多是村里比较“讲究”的中老年和妇女，对于很多年轻人和孩子往往只是觉得好奇“有意思”，并不会真的愿意尝试，别看火钳被烧的发红，在头顶上上下左右翻飞，因为“理发匠”技艺娴熟，对接受服务的理发者基本不会有任何危险和伤害，尤其是在冬天，一番打理下来，接受服务者不但发型溜光整齐，更能从头到脚感到暖和。
相比起时尚年轻人对发型的多样追求，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对发型的要求，往往比较简单，无非可就在体现庄重沉稳的同时，图一个清爽整齐。但就是这么看似非常简单的“剃头”，如今却也成了不少中老年人难以满足的烦心事，很多中老年男性都有体会，无论小区门口还是大街小巷，美发厅不但到处都是，而且一家比一家炫丽考究，殿堂里年轻的男女“美发师”，也是时尚靓丽，但能够拿得起“剃头推子”真正会给顾客理发的却没有几个，笔者自从进入中年之后，每每需要理发的时候都会感到“闹心”，把小区门口美发厅一个一个体验一遍，居然没有一家让自己满意，要么是干脆以“不剃头”被拒绝，要么就是“太时尚”，就没有一个“美发师”能规规矩矩剃头理发。
小店不行咱去大店，但笔者真心觉得美发厅的档次只是跟收费价格成正比，同样没有几个真正的“理发匠”。记得有一次，笔者坐下之后，理发师小伙腰间系着全套理发装备，坐在活动圆凳上，在笔者头上剪刀梳子龙飞凤舞一番，最后给笔者整出一个十足的“妖怪头”，当笔者提出能否剃成整整齐齐的“中年头”时，小伙子居然非常尴尬的表示“不会剃头”。视频中这位74岁大爷的“打火夹”，虽然工具和方式都非常原始，却展现出高超的理发技能。现在的理发师，过去都被称为“理发匠”，尽管职业尊严并不如现在所谓“美发师”这般高大上，但据说做学徒也需要三年，而且在坊间能够被四邻八乡认可的“理发匠”更需要数年的职场修行。同样的“理发匠”，有的回头客都做不过来，有的却是无人问津。
别看一个不起眼的“理发匠”，不但每个人一生都不能离开，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外表现象，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匠”，正是因为其职业技能的精巧和无止境，从王维美大爷娴熟的“打火夹”技艺就可以看出，没有潜心刻苦的专研和长期实践，绝不可能这般随心所意运用自如，尤其是从最后打理出来的发型和顾客满意的神情中就足以看出，浓缩精湛技艺的“产品”，非但让很多现代所谓美发师甚至浮躁的先进科技相形见绌，更彰显出匠心技艺的价值所在，这段视频走红，人们追捧并惊叹老理发师的“打火夹”，正是对其匠心技能的敬佩和被其所折服。其实，现代科技可以将劳动效率无限提升，但绝对不能取代匠心的价值，相反，只有将匠心精神融入现代科技之中，才能发挥出1+1=∞的效果，理发服务如此，其他生产制造行业同样如此。“打火夹”可以“失传”，“匠心精神”不但需要传承，更需要发扬光大。

9、禁学生订外卖，高校应少些包办思维
“各公寓如发现订餐、送餐的同学，将给予该同学寝室断电3日，如有同学举报订餐、送餐情况，给予500元奖励。”同时，通知下方还注明，学校绝不会泄露举报者信息。近日，位于大连市金州新区人文街的大连财经学院发出的一则通知，引来了众多学生的吐槽。（4月20日《大连晚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订餐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最年轻最具有活力的学生群体，面对这样的新生事物，也肯定是忠实的体验者与拥护者。不过近年来的学校，对“禁止学生订外卖”，似乎有着极大的热情。除了此次的大连财经学院之外，广州现代信息技术学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也都出台过类似的“禁令”。每一次类似“禁令”出台之后，也都是学生一片哗然，外界一片争议。　　
学校不禁止订外卖其实有一千种理由，但他们却选择禁止订外卖，理由便大同小异了，无非是“消除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隐患”“维护校园秩序和安全稳定”“保障广大同学的饮食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等等。而此次的大连财经学院的理由也差不多——学校是因学生订外卖造成垃圾较多不好收拾，而且学生宿舍的厕所特别臭，所以才出台这项规定。这些理由基本上大同小异，立足点也一样，那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　　
问题也来了，都是为了学生好，那么为何学生却不买账呢？众所周知，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也就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学校该放权就得放权，比如学生的吃饭权以及选择权。遗憾的是，一些高校采取的禁止送外卖的举动，一方面，是对学生自由的一种干涉与限制，另一方面，也涉嫌商业垄断，因为这等于用学校的行政权利去排挤了其他的竞争对手。如此分析便不难证实一点：高校禁止订外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更何况，从这所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看，禁止外卖也不科学理性。据学生透露，这所学校在山上，学校周边根本没有商家，学生的订餐渠道，也只有学校食堂和校园内的商家。同时，因为学生众多，再加上休息时间很短（这所学校上午11点40下课，下午12点50上课），去学校商家要消耗不少时间，去食堂则要排队，所以学生最合理的选择，就是订餐。既然如此，学生订餐何错之有呢？至于垃圾不好收拾，那也是学校管理方面的问题，怎能让学生吃药呢？
禁学生订外卖，高校应少些包办思维。可以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基本上意味着大学的“有形之墙”基本被推倒了，但高校管理者的思维，似乎仍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禁止大学生订外卖，实则也是对学生权利的挤压。更何况，就算学校觉得不合理，要禁止订外卖，那也应该有征求民意的环节吧？大学生早已不是小孩了，的确不需要“过度监护”，还是应该给他们最起码的自由与选择。
10、不能让儿童座椅再给共享单车添乱
随着共享单车的走红，共享单车儿童座椅也在网上热卖。近来，淘宝等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很多共享单车儿童座椅，这些儿童座椅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有载重30多斤的，也有最高承重100斤以上的；价格上，从几十元至上百元都有。有商家对中坦言，使用时不放心的话，可用绳子加固（据4月19日《中新网》）。　
任何一个新兴行业诞生，都不是绝对的孤立，势必都会给某些传统相关产业带来发展机遇甚至是“复活”，共享单车也不例外。日前有媒体报道，由于自行车逐渐被电动单车所取代，市场自行车销量的大幅下滑，不但让自行车生产企业步履维艰，一度随处可见的自行车修理铺，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自行车“修理匠”要么退出江湖，要么就是转行修理电动车。而随着共享单车的走红，不仅自行车生产厂家需要“加班加点”，“修车匠”也成了共享单车企业招聘的“炙手可热”职业。不仅如此，几乎已经从市场“绝迹”的自行车儿童座椅，如今随着共享单车的走红，居然也迅速登上电商平台，且显然还是根据共享单车的特征进行的“量身打造”。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的“自行车王国”时代，由于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当时出行交通工具的局限，给自行车按上儿童座椅，几乎是有孩子家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由此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发展和道路交通状况的改善，尤其是不少地方政府对“单车带人”纷纷出台禁止性规定之后，这一现象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时下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和骑乘便利、成本低廉，导致单车儿童座椅“卷土重来”，倒也不值得奇怪。　
笔者可以武断的说，凡是购买安装在共享单车上这种儿童座椅的家长，注定不是因为“不可或缺”，更多恐怕是出于一种“秀”的心态，下班之后或是周末短暂的假期，给共享单车装上儿童座椅，一家三口分骑两辆单车，无论是短途旅游还是走亲访友，不仅“简约时尚”和锻炼身体，对外更释放出亲情的其乐融融，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的“辣妈帅爸”，“秀”的成分远远大于行为的本身。然这也不可避免会带来相应的安全风险。
很显然，共享单车原本就是提供给单人使用，额外加装这样一套儿童座椅，不但打破了原有的设计平衡，座椅本身质量的参差不齐，安装的随意乃至儿童年龄、体重和家长的骑乘水平、应急素质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注定会给骑行者特别是孩子带来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因此，我们在讨论和追问出现问题“谁负责”之前，首先就应当采取措施对这种完全可以预知的安全隐患进行排除，说白了就是如何取缔共享单车儿童座椅的销售与违规加装。我们也注意到，这种混乱的单车儿童座椅，目前还仅在电商平台上有售，网下的实体店还极少有卖。所以相关部门在取缔网店销售的同时，共享单车企业也应当积极配合交通执法部门，对现实中加装儿童座椅的骑行上路进行相应处罚。无论出现“问题”谁负责，都不如消除“问题”的防患于未然。
进入共享单车时代，存在多重安全隐患的儿童座椅不能再成为其“标配”，共享单车更不能再让儿童座椅添乱，奉劝有安装使用儿童座椅冲动的家长，在共享单车上加装儿童座椅，骑着单车让孩子坐在怀中，的确既让孩子感受父母之爱，又释放出令人羡慕的亲情温度。但孩子的生命健康安全永远都高于一切，保障孩子出行的绝对安全才是父母的首要职责，共享单车本身就禁止双人骑乘更不允许私自加装任何“附件”，真出现“问题”无论追究谁的责任，最终对孩子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让孩子平安健康成长才是负责任家长的唯一“必选项”。
11、提高文明素质不能依赖“人脸识别机”
今年4月1日，一场旨在改善城市公共服务体验的“厕所革命”在成都拉开序幕。记者从人民公园了解到，部分游客浪费和“顺”走手纸的现象，而园区创下了7天消耗1500卷厕纸的“纪录”。无奈之下，公厕安装了人脸识别机，通过屏幕识别人脸，机器下部会自动出纸，出纸长度约60厘米，同一个人每隔9分钟才能取一次纸。（4月16日《成都商报》）　
应该说，城市景区公厕免费提供手纸，既为市民如厕提供了方便，避免了“临阵无纸”的尴尬，又替大家节约了如厕成本，体现了景区管理的人性化和服务的细致入微。然而，景区管理者的善意，却被一些贪图小利的人恶意透支。如有人超量用纸、有人另作他用、有人甚至“打包”带走；特别是，成都某公园厕所1500卷厕纸7天用光，表明浪费和侵占免费厕纸的不良现象，在市民中还比较普遍，损害了城市文明形象。
事实上，一卷厕纸，值不了几块钱，即便是全部带走，既解决不了自己的日常所需，也不会给公园造成多大的损失。问题是，这种浪费和侵占公共财物的不良行为，看似无伤大雅，但当其演变成一种群体行为时，势必会消解公园服务的善意。无奈之下，景区管理者不得不在公园厕所中安装了“人脸识别机”，以此限制市民用纸数量和次数。然而，用纸还要“刷脸”，不仅令市民人格受损，更令城市文明蒙羞。　　
问题是，市民表现出来的不文明行为，并非仅限于公厕中“过度用纸”的不雅之举。比如，城市公园绿地被无情践踏，花草、苗木被恣意采摘，市政和环卫等公共设施被蓄意破坏，甚至被“顺手牵羊”地据为己有，等等。可见，我们的一些市民，在习惯于批评和指责城市公园设施不优，管理服务意识不强的时候，首先应该反躬自省，检讨和反思一下自己的道德素质，是否已经与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相适应呢？　　
可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不能依赖“人脸识别机”。事实上，公厕中的免费手纸，也是城市文明的一张试纸，首先检验出部分市民的品德修为和文明素质，尚与创新化、便民化、人性化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与文明城市的标准格格不入。换言之，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是创新社会管理和优化公共服务的关键和基础。因此，要尽快制定“市民日常行为准则”，正确区分文明与不文明行为，做到有法可依，照章行事，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市民的行为举止，同时，也让市民有一个基本的文明判断标准。
12、《西游记》导演杨洁逝世：一部戏树起的丰碑
    86版《西游记》导演杨洁日前因病去世，社会各界迅速掀起缅怀热潮。30年来，《西游记》在电视荧屏上长盛不衰，成为一代代人的童年记忆，树立起一座电视艺术的丰碑。　
每当寒暑假来临之际，各大电视台就会频繁重播《西游记》。然而，这部为孩子们带来无数欢声笑语的电视剧集，拍摄却远不像观剧那么轻松欢乐。由于资金、技术、拍摄条件的诸多制约，要把《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改编拍摄为电视剧绝非易事。如何通过电视画面展现那些上天入地的故事情节、充满想象力的妖魔鬼怪，成为电视工作者面前巨大的难题。　　
正是由于面临这些空前的挑战，杨洁导演追求艺术的理想信念，以及克服困难、勇攀艺术高峰的勇气尤其令人感佩。《西游记》剧组经历的重重困难，早就被媒体反复报导过。亲身体会其中“九九八十一难”的杨洁导演曾称：“《西游记》是我心中永远一个结一个痛，十年我没看过它。”然而，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杨洁不顾身体健康和个人毁誉，全身心投身拍摄工作，缔造了这部难以逾越的经典。　
俗话说，戏如其人。杨洁拍摄《西游记》，何尝不是一次艺术世界里的“西天取经”。正是对于艺术有着信仰一般的执着，才有了穿越大漠关山、跋涉千里万里的勇气和力量。正是有着对困难等闲视之，把毁誉名利都置之度外的气魄，才能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她身上所体现的老一辈电视人的精神品格，尤其值得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珍视和传承。　
近些年来，每逢有老一辈艺术家辞世，人们都会感叹唏嘘。这里面固然有对他们艺术成就的缅怀和追思，也确实包含着对于当下文化艺术领域一些浮躁之风的失望。拿当下一些电视人与杨洁那个年代的电视人对比，确实常常会让人痛心艺术精神的失落。现在电视剧拍摄的经费预算、技术条件、工作环境、演职人员的收入待遇都远非杨洁那个年代所能比拟，但一些电视人却丢失了艺术工作最需要的精神。没有追求艺术的精神，没有甘于为艺术牺牲奉献的精神，电视工作者很难创造出优秀的电视作品来。
86版《西游记》在1982年开拍。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不久，长期肆虐文化艺术领域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文艺创作的环境仍然逼仄。《西游记》主题曲仅仅因为使用了西方乐器，就差点连同作曲者一起被撤下。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下，艺术工作者心怀理想信念，冲破思想樊篱，迎来了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和《红楼梦》，以及稍后创作播出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功，既叫好又叫座，成为我国电视艺术的经典之作。如果没有对于电视艺术的执着追求，无法想象他们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成就。
现在的文艺创作环境，远比86版《西游记》的创作年代宽松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却没有受到珍视和更多的拓展。一些知名演员为了多挣钱，同时辗转于多个剧组，跨档期演戏成为常态，甚至使用替身和抠图技术来假演。这种演戏无数，却没有一部戏让人记住的演员，与慢工出细活，精心打磨一部戏就足以树立艺术丰碑的老一辈电视人相比，在艺术的天秤上高下立判。　　
缅怀杨洁导演，更期待她那种艺术精神的回归。
12、引导小学生做菜，是跳出“奇葩作业”的一股清流
    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你的眼中应该是什么样子？重庆市巴蜀小学6年级的学生能把一条鱼做出三道不同的菜，班里37个孩子每人都会20个左右的拿手菜。这门“手艺”得益于他们从2年级开始的一项家庭作业。该班班主任所说，做菜看似一个普通的活动，但通过坚持可以督促学生回到生活实践中去，热爱生活，懂得生活，通过生活小事的锻炼，能够自食其力，用行动来服务于家人，共同热爱生活，享受生活。（4月16日《重庆晨报》）
在小学生普遍忙于参加各种补习班、培训课的当下，所谓“大厨班”的横空出世可说是一股清流了。“班上37个孩子，人人会做20多个拿手菜”，光看结果许多人想必就已大吃一惊。然而，倘若知道这项“计划”已经持续数年之久，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厨艺长进”之外的附加效应，此事所带给我们的认知冲击，或许更是巨大。生活实用技能与学校正规教育的深度嵌合，这一由来已久的理念与实践，终于又有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样本。
过去，对小学生生活技能的培养，一贯为主流教育观念所主张。而最近一些年以来，关于这方面的教育内容，却陷入了一种“去实用化”和“脱实入虚”的趋势。比如说，学校也会布置一些动手作业，但往往都是“养蚕”、“做PPT”之类，因其严重脱离小学生日常的生活场景，故而往往都沦为了家长代劳。受此影响，各式各样的小学生奇葩作业，已一再激起了家长们的强烈反弹。其本质原因，仍然在于所谓的“生活技能培养”，陷入了一种“偏、难、怪”的误区。
值得反思的是，如今很多时候，小学对于学生“非课业教育”的展开，为何总是伴随着显而易见的形式主义与表演色彩？一方面，诸如“帮父母洗脚”“社区捡垃圾”等尴尬作业层出不穷，并每每引发巨大争议；另一方面，一度作为家庭作业经典项目的“干家务活”却越来越不被重视，甚至不少学校索性对此一字不提……各种各样时兴的、流行的元素颠覆并重构了小学技能教育、价值教育的内容，而很多时候其显然难言成功。
在一个摇摆的、试错的年代里，重庆这所小学的“复古”式的教育实践，更显得难能可贵。其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相信过往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教育经验”，相信真实的生活所必然会给学生带来的积极改变。鼓励学生下厨做菜，就是为家长和学生创造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交流互动场景，这整个过程内嵌于日常的生活本身，家长很容易参与其中，孩子们也不至于莫名“出戏”，这远比那些刻意为之、僵硬生造的奇葩作业要高明多了。
回到生活本身，而不是跳出生活之外，对小学生的技能培养或曰价值教育，理应立基于此。当然了，“做菜”无疑只是众多可用的选项之一。但凡教育者能够跳出对所谓流行的拙劣效仿，真正回归“成熟的传统”，一切便会容易很多。（然玉）
13、“7岁上警校”只是个大萝卜
4月12日，媒体获得一份《河南省公安厅关于邱海山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情况通报》。通报称，该省鹿邑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邱海山伙同多人，在办理毕业生分配、干部调动、公务员登记和入警申报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贪污受贿。邱海山为女儿篡改档案年龄，最终令其“7岁上警校、10岁当公安、长期领工资”。（3月13日澎湃新闻网）　
当很多人还没上一年级的时候，邱某7岁就已经被送上了人生巅峰。“7岁上警校、10岁当公安、长期领工资”——这一切，只因为她有个违法乱纪的爹。　
拼爹的把戏，也不算稀奇。真正可怕的，是下面的细节：鹿邑县公安局“130多名民警长期不上班、吃空饷，个别民警在企业任职、领取报酬，多个派出所及主要警种一把手长期空缺，特别是在重大人事问题上不集体研究、不上会、不讨论，仅凭邱海山口头汇报办理……”令人诧异的是，一个“政治处主任”，虽然是单位里的要职，却也不是一把手、二把手，竟然能只手遮天架空了整个组织机构，致使基层公安部门连港片中的黑社会都不如——没有战斗力，没有凝聚力，没有人上班，没有人干事，这样的基层组织，如何保一方平安？就像一个水桶，有一块短板，虽然漏水，还能装点儿水，但如果每块木板都烂透了，它还有什么用呢？
乱象的背后，是多部门、多系统、链条式的造假。正因为翻云覆雨惯了，才出现了这起被定性为“公然藐视省纪委权威、公然藐视省委巡视组权威、公然对抗组织调查”的恶劣典型。真正的问题是，在调查组揭开盖子之前，藏都藏不住的纷呈乱象，为何愣是没有入得了制度监督的法眼？说好的过程控制呢，说好的立体监督呢？
很难想象，如此涣散的基层公安部门，万一群众有个三长两短，能指望他们拿出怎样的作为。严肃的政治构架、庄严的司法程序，在权力的与利益的勾兑中沦为一场滑稽戏。令人诧异的是，在一轮轮自查自纠中、在一遍遍学习反思中，系列问题岿然不动，甚至调查取证遭遇花式抗拒。地方权力生态诡谲至此，仅仅是公安部门少数人“病得不轻”了吗？
一个非法的利益共同体，警示的是基层治理的深度溃坏。这不是中梗阻，也不是肠梗阻，而是明目张胆地无法无天，是指鹿为马的违法乱纪。这让人想起2016年初，中纪委发布大数据时的一个定论：“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相互勾结的情形并不鲜见，窝案串案多发。”比如2015年通报的979起问题中，涉及窝案串案的共133起，处理389人。共同违纪、易感人群……这些名词与称谓，成为少数地方权力生态的事实标签。
安全是社会的底线，司法是底线中的底线。没有什么比司法组织的问题更叫人愤懑并气绝的了。而今的真相大白固然大快人心，但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问责少数几个当事人层面，土壤不改良，果子还会甜吗？从这个意义上说，“7岁上警校”只是个大萝卜，认清产出这些萝卜的泥土，才是关键的关键。
14、女性就业歧视应消除“隐形门槛”
近日，在某媒体报道的《职场性别歧视调查》中，做了7年HR的小钱自曝“企业招人原则”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关注。据其透露，一般未婚女性不招（因为以后要请婚假产假）；一般生育一孩的女性不招（因为随时可能生二孩）；已生二孩的女性可考虑。若工作能力、家庭背景、人脉资源都好，则企业不会考虑上述问题。（4月13日 《东南快报》）　　
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56.7%的被访者在求职过程中感到“女性机会更少”；91.9%的被访者感到用人单位存在性别偏见。不难看出，女性就业歧视现象非常普遍，但却一直缺乏有效的解决思路和方式。之所以如此，关键就是在于女性就业存在“隐形门槛”，导致歧视现象难以被发现和监管、惩罚。
现实中，女性就业遭遇歧视的背后，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女性在从事工作的同时，需要承担生育抚养子女及照顾家庭的重任，用人单位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形成“女性不如男性”的观念。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多部法律禁止女性就业歧视，但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和模糊，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尤其是，禁止女性就业歧视的背后，并没有做出细致具体的监管惩罚规定，即便企业存在“性别偏见”，也难以实现维权的初衷和目的。
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早已备受公众诟病，但却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此种现象甚至变得更加隐蔽。可以预想，假如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女性就业歧视必然会长期存在下去，甚至在二孩政策面前变得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应该做到对症下药，找准问题产生的源头，杜绝和避免女性就业歧视现象的出现，真正培育起健康有序的就业环境。　
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应该消除“隐形门槛”，让歧视女性的行为无处遁形。从这个方面而言，首先应该转变传统的不正确观念，让女性就业平等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其次，则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法律规定现实可操作性，制订明晰具体的界定标准、指导性强的保护条款以及严格的惩处措施，改变“有法而不能依”的现实。再次，应该培育女性员工维权意识，鼓励妇女在遭遇就业不公待遇时不做“沉默的羔羊”，及时向劳动人事部门、妇联等投诉处理，培育公平公正的求职就业环境。
解决女性就业歧视，应该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注重细节层面的完善和跟进，从源头上铲除“隐形门槛”。如此，才能让就业性别歧视无处遁形，让女性不再遭遇“差别对待”。
15、对校园歧视不能止于道德敲打
某媒体援引杭州一名网友的爆料称，其女儿在余杭一所小学读二年级，最近老师把学生分三种，精英组、平民组、麻将组。其中，平民组又分好几个等级，而麻将组底下就是学习不好的小朋友。
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类似的事情被诟病过很多次；教育的本质是爱和责任，不能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歧视，同样的道理也已说过很多回，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前赴后继这样做，就像割不完的韭菜。不是道理没讲清楚，而是旧的观念仍根深蒂固。眼里只有分数，把学生当成应试的机器，不顾及其感受，怎能不出问题？一味要求学生听话，罔顾学生的个性和尊严，骨子里怎能不做出冰冷的等级划分？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是因为孩子的智力发育有早有迟、天赋各有不同，单凭主观臆断或是一纸试卷就将学生分成好生和差生并不科学。对学习好的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安排好座位、多给回答问题的机会，对“差生”则冷眼看待，教育岂能如此市侩？至于少数老师当众体罚、羞辱不喜欢的学生，更是一种残酷的伤害。此前安徽阜南两名小女生，因不满老师的羞辱服下剧毒农药，类似的教训还少吗？古人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站在“为人父母者”的角度去看，对“差生”进行歧视和羞辱良心何安？
以往，人们对校园歧视每每义愤填膺，但也止于口头上的敲打、舆论上的谴责，这虽有一定作用，但力度不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不歧视、不嘲讽、不羞辱学生既是起码的师德，也是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严格意义上讲，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之类的歧视行为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对类似行为教育主管部门应灵敏反应、及时介入。对造成一定法律后果的歧视行为，更须依法追责，不能总是“民不举官不纠”或“下不为例”。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面对歧视，学生和家长不妨理直气壮地说“不”，有关部门也应依法介入调查处理，这本身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这将促进教育机构和教师增强法律意识，认识到校园歧视的危害性，心有所戒、行有所止。
“只有不用心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主张依法追究校园歧视，并不是不尊师重教，相反它恰恰是一种对好老师的热切期许，一种对教育规律的应有尊重——世界上原本就没有绝对的“差生”，小时候反应奇慢的爱迪生、四岁才会说话的爱因斯坦、“资质平庸”的达尔文、因成绩太差被退学的列夫托尔斯泰……无以计数的案例反复告诫我们，老师的字典里不应该有“差生”，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天使，都应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爱。
16、现实生活是电视剧创作取之不尽的活水
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近日在网上持续刷屏，它的收视率和口碑都维持在高位，其热度已经超越电视剧作为一个文艺作品的范畴而成为社会话题。一部国产电视剧播出后能够产生这样的反响，这在电视剧生产领域好久没有出现过了。　　
《人民的名义》为什么能走红？答案很简单，它的题材是我国目前正在深入中的反腐，这是老百姓高度关注的一个现实话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推升到了新的“打虎拍蝇”的高度，一批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因严重的腐败问题而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的名义》的出现可谓生逢其时，用文艺术语来说，它的成功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成功。随着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并走红，秉承现实主义风格的电视剧正在重新回到荧屏。　
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中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18、19世纪，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奉行现实主义之道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了浓浓的社会批判色彩，他们的作品直到今天都无可争议地站在文学的顶峰。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各种创作流派的出现，现实主义有所退潮，但从一些成功的作品来看，它们即便运用了各种如魔幻、抽象等为传统现实主义所不允许的创作手法，仍然能够看到现实主义的重要影响力。
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潮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作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电视剧作为一种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经成为民众接受叙事性文艺作品的主要门类，留下了一批反映现实的电视剧精品力作。上世纪90年代初出品的《渴望》曾经引起“万人空巷说慧芳”的盛景，就是因为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呼应了社会对正在失落的真诚的渴望，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在此之后，由陆天明、周梅森等一批成熟的作家担纲编剧的电视剧《苍天在上》、《人间正道》、《绝对权力》等都因积极介入生活、大胆揭示社会矛盾而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最近播出的《鸡毛飞上天》则因为讲述了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民营企业家艰难的奋斗历程而得到了较高的收视率。
最近几年，电视剧的生产出现了“井喷”，但在题材上却与现实越来越远，打开电视机，满眼都是玄幻、穿越、宫斗等各种脱离现实的故事，或者让观众当笑话讲的“抗日神剧”，即使是一些讲述当下生活的作品，也是婆媳斗法之类的“大妈剧”或者醋海翻腾的“小儿女剧”，大都是胡编乱造、脱离生活的“无厘头”，已经令人望而生厌。电视剧创作远离现实，反映的是弥漫在这个领域的浮夸、虚幻，不敢直面社会的流行病态。玄幻、穿越之类的作品不是不可以出现，但电视荧屏上充斥这类作品，有的甚至出现大量雷同情节，反映的却是创作者投机取巧的作风。以这样的态度从事电视剧创作，炮制出来的作品只能是粗制滥造，不可能受到观众的欢迎。　
现实生活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活水。电视剧创作者必须高扬现实主义的大旗，积极介入现实，才能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当下的中国，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制度正在受到冲击，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迫切期待和既得利益势力对改革的顽强阻挠产生了很大冲突，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在呈现出来，除了腐败的泛滥以外，经济增速下行、房价暴涨、贫富差距等，由此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电视剧要反映这些现实，不仅需要创作者有直面社会矛盾的勇气，而且需要创作者沉入社会，熟悉现实生活，了解民众的喜怒哀乐。
电视剧创作者远离现实，热衷于“无厘头”产品，也与电视剧生产过程中权力部门的过度干预有很大关系。此次《人民的名义》播出以后，公安、妇联等部门以剧中的公安、高官夫人无一正面形象为理由提出意见，已经让剧组感受到了某种压力。如果各个行业的主管部门都以对号入座的心态干预现实题材的电视剧，那势必使电视剧创作陷入处处雷区寸步难行的困境。因此，要让现实主义在电视剧生产中发扬光大，成为这一艺术形式的“主旋律”，除了创作者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权力部门克服权力任性，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不作干预，少作干预，只有这样，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作品才有可能长成为参天大树，并结出累累硕果。
17、共享图书平台只是蹭了共享的热点
从鼓励阅读角度，任何有益于阅读推广的模式，都是值得赞赏的。但对目前出现的共享图书平台概念，其生存的空间又难免让人担忧。　　
近来，一款名为“借书人”的共享图书平台引起了一些爱书人的关注。据报道，这一互联网借书平台打破定式，让人不限时、不限量地借书，全国送书上门。用户在平台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后，平台按图书的定价收取一次性的服务费和押金，然后通过快递送书上门。还书时，用户则需自费把书还到指定的邮寄地址，并自愿支付合理的磨损费。　
虽然这个平台打的也是“共享”的名目，但从运作模式来看，其共享的特点与优势均不明显，也缺乏维持长期运营的支撑，很难像共享单车那样吸引资本青睐，从形形色色的共享模式中脱颖而出。　
仅从其共享图书的成本来讲，用户除了要按照原书定价支付押金外，还要支付服务费（包括了寄送的快递费）、磨损费以及寄回图书的快递费。这意味着，用户要拿出比买一本书本身还多出不少钱，才能“共享”到这本书。这是非常不经济的图书借阅方式。对大量用户来讲，这样费时费力费钱，还不如自己从网上订购或图书馆借阅。
尤其是，当用户支付的除押金外的成本甚至可能高于购书本身，更不会有什么人花钱借阅。举个例子，我在平台尝试借阅了一本《追风筝的人》，押金为29元，服务费则需15.58元，若加上寄回的快递费和磨损费，押金以外的成本完全可能超过原书的价格。而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购买这本书，折后价仅为16.8元。花这么多钱借书，甚至比直接购买还贵，其优势何在？　
这一平台上线一年后，目前每月的借出量大概在2000本左右。从资本运作角度，这一模式也不具有多少商业价值。以一本书平均定价40元计算，这个平台每月沉淀的押金还不到10万元。如果平台是想以押金滚动的形式购买新书，这也是靠不住的，更不必说，这样做还存在违规风险。共享单车的押金模式，就被人质疑是一种非法吸储手段。哪怕善意理解，这笔押金直接进入平台账号，也是有一定道德风险的。　
实际上，从共享的概念，如果仅就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特征而论，公共图书馆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共享模式。公共图书馆就是图书使用权的一个分发渠道和平台。而如今，且不说许多大型图书馆、非营利机构都在致力于打造线上图书馆，就图书借阅而言，也有图书馆正在借助互联网技术与共享模式以提高效率。　
如杭州市图书馆去年就与新华书店联手推出了“悦读”与“悦借”等服务。“悦读”服务是指读者可以直接从新华书店借出新书，并就近选择图书馆还书。“悦借”服务则是“悦读”服务的升级版，读者可以直接在网上微信公众号下单借书、还书，只需支付低廉的快递费用（一单仅3元至5元）。这种本地化的图书共享模式，更加贴近用户的需求。换句话说，公益性的图书借阅服务越发达，类似“借书人”的共享图书商业模式就越难以生存。
就此而论，网上一些共享图书平台虽然蹭了眼下“共享经济”概念的热点，但并不容易像网约车、共享单车那样大规模商业化。或者干脆说，图书共享本身就应该是一种非营利性的公益行为，需要鼓励的是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或其他民间非营利机构的积极参与，商业机构介入的市场盈利空间并不大。
18、“失物招领费”无损拾金不昧
    “成都一高校学生在保卫处认领自己丢失的IPhone手机，居然还要缴费10元才能领走。”4月3日，出于对四川传媒学院保卫处的这一做法不满，该校一名当事学生将此事的经过发在微博上，迅速引起关注。此后，校方解释称，设立所谓的“失物招领费”，目的是为了鼓励校园内拾金不昧的良好风气，“同学们如果不想交这笔钱就不用交，会由学校代为支付。”（4月6日澎湃新闻）　
U盘5块，手机10块……明码标价的失物招领费，让学生大呼恶心和烦心。只是，这“小钱”真的是付给“小人”了吗？
10块钱领个失而复得的苹果手机，值不值当的价值判断还真挺难做。学生的说法，无非是拾金不昧不该收钱，保管失物是校方保卫处的天职。按照这个逻辑来看，这失物招领费确实不够大气、还挺碍眼。不过，这些矫情的少年，偏偏忘记了一点：他们之所以有机会在朋友圈里吐得一手好槽，是因为他们丢的东西，小到U盘、大到手机，几乎都有人捡、捡到还有人送回。用校方的话说，因为有了这个失物招领费，“我们学校学生丢的东西基本最终都能找到。”
这里其实有两个基本道理，亟待厘清：第一，拾金不昧当然要提倡，但是，这个失物招领费，并不是道德行为的明码标价，因为根本就不等价。换句话说，真要图你这点钱，干脆侵占了罢了。理论上说，这个侵占行为虽然不道德、甚至涉嫌违法，但是收益最大化。我们的传统道德，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过娇生惯养，结果一遇到市场经济，就完全水土不服：你演你的玛丽苏，他当他的暴发户，各自看不起，各自不对付。但凡沾点儿钱，就好像是极端不道德的行为，结果呢，拾金不昧终于因为成本问题而曲高和寡了。
第二，保卫处当然有保管学生财物的责任，但是不要忘了，每次都能幸运捡到手机的，不只是保卫处的大爷。出点钱，起码有个印象，就是要让你不舒服，下次才会长记性。2015年10月份，《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公众意见3年多后，通过了备受争议的“拾金不昧奖10%”相关条款。《规定》明确，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这当然不是说大家都“一切朝钱看”，而是说明社会在承认道德行为的合理成本垫付。学校当然不是靠这个发财的，几块钱长点知识，转变一下陈腐的认知，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
再说了，“学生们交5元的话，学校其实也会支付5元给捡到东西的人，这笔钱原本就是校方和学生各支付一半的。”因此，最多的时候，学校一个月就要花出去八九千元给捡到东西的清洁工。说实话，可能很多高校的学生都未必有机会吐槽这个“失物招领费”——不是他们失物招领零成本，而是可能根本就“招”不回。　　
没那么矫情的“失物招领费”，倒不如旗帜鲜明地把奖励刚性起来吧。
19、有多少段姑娘让公平正义蒙羞
    沸沸扬扬的“公务员段姑娘持记者证”事件迎来了第二季，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段某在升至湖南省委某机关部门主任科员的过程中，屡屡突破规定，不仅违规持有记者证，其选调生考试也存在疑点，并在选调期间读全日制研究生。　
然而，湖南为此事件成立的调查组则回应称，段某的记者证为郴州市电视台违规申办，但是她本人不存在吃空饷、违规加分等问题。这一回应，不仅存在将问题轻描淡写的嫌疑，更让真相更为扑朔迷离。
最早曝光该事件的媒体人褚朝新曾发出段某父母是谁的疑问。如今，答案得到部分揭晓，知情人士透露，段某的母亲尹红苹是郴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即违规给段某申领记者证的郴州电视台的上级领导。段某的母亲是否利用手中职权为女儿大开方便之门，需要更为正面的回应。
按照湖南省对选调生的管理规定，以及公务员法对新录用公务员的要求，选调生试用期1年。然而，段某在2007年本科毕业后刚刚被录用，同年9月就进入湖南农业大学就读全日制研究生。蹊跷的是，读研期间段某还从乡镇调到了郴州市北湖区纪委。就算这段时间里她没有吃空饷，一位本该处于试用和在乡镇服务阶段的公务员一边读研一边“进步”，显示了常人不能及的“超能力”。
这一切都在和规定打擦边球。根据调查组的回应，段某本人不用为一系列违规行为负责任，唯一承担实际责任的是为其申领记者证的郴州市电视台。她在选调生考试中出现的“少数民族”身份，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而她就读全日制研究生，也经过工作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同意。看起来，这位“段姑娘”居然成了积极向上、遵守规范的能人。
在现实中，人们担忧的正是这种现象。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公然违规的现象少了，但是各种利用规则边界的模糊性，打擦边球的问题还有不少。很多时候，你明明知道一个人有问题，但是举报无门，其背后似乎还有某种无形的力量为他撑腰。就算真相被人得知，还有很多人为其开脱，把责任化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公平和正义不仅写在规则上，更写在每个人的心里。百般诡辩，不过是虚与委蛇，到底人心难平。在段某事件中，几乎每个围观群众都觉得她的升迁之路与申领记者证，没有目前公开的调查结果那么简单，人们对公平的诉求，不光要看当事人能够找到几条对其有利的规则，还要看为什么这些好事能够落到她头上。电视台的违规，工作人员的疏忽，为何偏偏发生在背景深厚的段姑娘身上？　
经验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也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都是偶然。段某事件曝光后，很多人都在追问段某的父母是谁。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依然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她的父母在其顺畅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发挥了多大的能量，有多少也许最终难以公开的细节被掩藏起来，这才是人们真正所关心的。
看到段某的履历，很多人的反应并不是惊讶。该新闻得到广泛传播，也不是因为事件的特殊性。人们知道，类似事件在自己身边或也有发生。该事件得到如此关注，主要因为报道符合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纾解了某种对社会不公的愤懑情绪。如果该事件没能调查到底，彻底说明白段姑娘究竟有多大的背景，人们的这种情绪还会被强化，让社会实现公正之路继续偏航。
20、高冷的纯文学该不该释放商业价值
从2017年第4期起，北京文学月刊社旗下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两本杂志双双扩容改版。不仅如此，《北京文学》（精彩阅读）从今年第1期起，还把平均稿酬猛增到每千字千元，引领北京文学期刊迈入“千字千元”时代。
在很多自媒体评论的稿费标准早已“千字千元”的背景下，谈及《北京文学》的稿费时，媒体用了“猛增”二字，由此可见此前文学期刊的稿费标准有多“寒碜”。在《北京文学》提高稿费标准之前，《收获》2016年7月第二次提高稿酬，标准为600-800元/千字，特别特别好的稿子，可达每千字1000元；从2017年开始，《人民文学》优秀稿件为800元/千字，其他稿件也平均在500元/千字左右；《江南》也从2017年大幅度提高稿费，千字400元起步，优稿优酬，最高可达千字千元。文学期刊普遍提高稿酬，这也算是2017年文学界的一大新气象。
不得不说，IP市场的火爆、网络文学市场的发酵对传统文学期刊形成了进一步挤压，这种挤压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文学期刊不得不提高稿费。虽然说文学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功利的艺术，写作者的热情和力量也并非金钱所能指挥，但相对合理的稿费也是对原创作者的尊重，相对合理的稿费也才能让创作者从容地面对生活，将更多精力放在写作上，同时也会提高整体的创作水平。传统的文学期刊不同于网络平台，她应该是一个可以聚集优秀作品、聚拢优秀作家、引领文学创作、提高读者文学品位的优质平台，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发布平台。维护原创文学的荣耀，就应该充分尊重创作者的劳动，如果文学作品的稿费总是处于稿酬标准的最底层，传统文学期刊又如何保持这个平台的高品质？　　
稍有尴尬的是，文学期刊提高稿费，大多来自各级政府的专项资助，而非市场的回馈。一方面，文学是滋养人心的必备之物，文学期刊必须存在，所以由“纳税人的钱”支撑其运营，公众似乎也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既然是社会必备之物，文学是不是一定要拘囿在“小众”的范畴内，不能经历市场的考验？早在几年前，豆瓣、知乎等社交媒体上就有年轻的网民讨论着，文学期刊到底还能抓住多少人的心。对于纯文学期刊的发展问题，不少人总是持悲观态度，新技术、新媒体为不看书提供了种种理由，阅读逐渐成为一种盲目的跟风，纯文学期刊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众多年轻的网民们不看好文学期刊的未来，矛盾的是，他们追捧过的好多作品，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麦家的《暗算》等作品却又都是“发端”于文学期刊。从这种“矛盾生态”中不难看出，不是年轻人不需要文学期刊，而是文学期刊在口碑转播的渠道和技术手段上忽视了年轻人的诉求。
相对于流行文学，纯文学独有的“调性”一定会保留她“高冷”的一面，高冷也是一种气质，但这种气质终究不应把自己逼到“窘境”之中。大幅度提高稿费自然是对纯文学的一种显性扶持，但在资本市场对优质IP文本的狂热追逐的当下，原创文学的商业价值到底该不该进一步释放，又当如何释放，还应进一步发力。
21、“最敬业医生”让人感动也让人心疼
3月31日，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医院里8位准备做尿道下裂手术的患儿，已经等了两年。怀孕8个月的四川省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唐耘熳坚持做完这8台手术，才回到四川乐山老家，望着母亲火化后一方小小的匣子痛哭不止。（4月4日《成都商报》）
在亲情与敬业的天平里，唐耘熳选择了“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好不容易排队上，担心更改手术时间会给患者和家属带来诸多不便；原本可以请假的唐耘熳，选择了坚守手术台。这位医生赢得了公众的尊重、信任与社会认同。　
“最敬业医生”之所以打动我们，就在于“医者仁心”。作为一位怀孕8个月的准母亲，作为一位刚刚失去母亲的女儿，唐耘熳完全可以将手术时间推迟几天。笃信“行孝在生前而不是身后”的她，将“努力工作就是对母亲最好的追悼”作为价值追求，做出了无愧于心的选择。
这是一种尬尴的现实，这是一种纠结的处境。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导致一些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加班加点；他们就像是传送带上的齿轮，为保障医疗行业的高效运作，一刻也不敢怠慢停歇。这些爱岗敬业的医务人员固然值得钦佩，他们的生存生态却不能忽略和漠视。一味地褒奖超负荷劳作的医生却不想方设法给他们“减压”，不可避免会导致他们不堪重负。
同时，在当下，医生也背负了巨大的道德包袱和职业压力。长期以来，医生被放置在道德高地上；似乎只要医生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就可以治愈病人的所有伤痛。然而，医疗行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医术并非万能的而是有限的；医生也并非超人，他们也需要休息、休假。
“最敬业医生”让人感动，却不能将这种感动无限拔高。说到底，“最敬业医生”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产物，是一种无奈之举。在价值实现多元化、职业选择多样化的今天，儿科医生匮乏、医学院录取分数线下降在一些地方成为现实。医生的超负荷疲惫以及污名化导致的社会认同下降，让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学医。只有深化医疗改革，让老百姓便利、低成本地求医问药，一些医生的超负荷疲惫才会得到疏解。